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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上指个人所具有的一贯的行动倾向、心理特征。

而作者将之作为核心支点，以期从环境权请求权出发去建构的所谓的环境权体系，进而让环境权这一基础权利融入民法典，成为法定权利，自然就是空中楼阁了。而 权利话语的滥用，权利主张的乖戾，权利实践的非理性张扬，不仅极大可能使权利庸俗化，从而可能使权利本身也自我蒙羞，[6]削弱乃至掏空权利话语的权威。

（二）我国新型权利的本土化维度 上述两例足以说明，我们在进行新型权利研究时，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没有注意权利体系背后的本土化维度。也正因为没有认识到公法权利乃是公民向国家主张的权利，所以在该文后面论及采光权救济时，也同样找不到作为公法义务主体的政府或国家。其四，具有可司法救济性，即如果一个权利不能被国家强力机制所保障，那么这种权利也就没有实际意义，无救济无权利即为此种逻辑的形象提炼。而一旦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体系化就能够迅速帮助我们找到权利的建构方法与权利的保障之道，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将循此解决，至不济，我们也能因此有效避免在寻求、确定法律问题解决之道过程中的失误。总而言之，我们之所以要运用体系化方法来研究新型权利，一是因为权利体系的经典性使得我们可以在尊重前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并由此降低研究风险、节省研究成本、提升研究层次。

有论者认为，将分数视为隐私的较好论证是学习权的个人主义视角，是将学习真正当成个人所属的一件私事，它强调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及不受外在的强制性评价。（一）新型权利研究中本土化维度之缺失 比如在采光权的研究中，作者尽管也将采光权视为公法权利，但总体上还是将其作为私法权利而研究的。到了清代，荒政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具体程序分为报灾、勘灾、赈济三个阶段。

近代中国人还将儒家的均平思想介绍给西方，例如1911年陈焕章以儒家经济思想为主题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经济学博士论文，其对经济学家凯恩斯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后来任副总统）均有启发，中国古代的常平仓甚至成为美国新政时期《农业调整法》的核心理论来源之一[10]。尽管社会连带主义思潮诞生于法国，但是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20世纪依然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完全无法与俾斯麦在1880年代为德国工人所创设的医疗、意外、残疾、退休保险制度相提并论[15]（P1-2）。该法共53条，分为救济范围、救济设施、救济方法、救济费用和附则五章[19]（P1-5）。救荒活民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且紧急的行政目标及行政任务，虽然并不排除私人、社会团体的参与和协助，但其执行主体仍以国家公权力机关（政府）为主。

救济设施由县市举办者，其费用由县市负担。通过立法，国家积极承担起常态化社会救济的责任。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适逢乱世，广大人民饱受天灾与战乱之苦，但传统的民间自力救济模式已难以为继。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8]（P192）。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夹击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在社会救济领域力图有为，以应对社会危机、收拾民心。根据《社会救济法》，由国家主导规划常设的救济设施，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弱势群体予以经常性的照料，具体包括安老所、育婴所、育幼所、残疾教养所、习艺所、妇女教养所、助产所、施医所等（《社会救济法》第6条）。

另一方面，当时欧洲的教会并非单纯的社会团体，而是与封建君主政权相较实力更为强大、内部科层体系更加完善（即官僚体制更加成熟）的政治力量。将来如遇水旱不齐之时，欲以工代赈，即可按籍而稽，速为办理，不致迟滞。故于第七条增加‘视实际需要及地方经济状况次第举办等字样，俾留伸缩而便适应[18]（P21-22）1794年的《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General Law Code）率先在国家责任的意义上规定了照顾贫民的一般义务[6]（P30-36）。

（本文完成于2019年初作者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欧洲法律史研究所访学期间，同期在德国弗莱堡大学交换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汪佳豪同学在文献资料上提供了重要帮助，特此致谢） 进入专题： 宪法 社会福利权 福利国家 。于是，自由放任的理念败给了普鲁士国家日常运作的现实需要，官僚们转而将镇压与管制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万灵药。

可以说，《社会救济法》在救济模式上与帝制时代的荒政相较有了质的飞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战争及战败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立法的大发展，这其中很多社会立法甚至被延续至今。

由于公私两利，宋朝以来以工代赈便是政府常用的救济方法。（三）全民救济、全面救济：社会救济范围的最大化 传统荒政的救济对象以灾民、流民等受灾人群为主，而《社会救济法》则进一步将社会上的一般弱势群体（包括所谓老幼病残孕、无家可归者及无业、失业人群等）尽可能地纳入其救济范围（《社会救济法》第1条）。在德国，社会这个词汇的普遍使用大约是在1830年代，它明显是受法国思想的影响。除了赈济之外，政府还与社会协力设立常平仓，通过地方仓储进行平粜与借贷，以调控市场价格。[2]（P306）以荒政为核心的社会救济是维系中国古代政府统治正当性的基本制度，是历代统治者维护社会安定、争取民心，进而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手段。近代中国的社会福利立法，就是这个世纪转型中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努力。

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8]（P192）。是其对象已由少数而推至全民。

（4）积极整顿、扩充各种救济事业。[9]（P686）关于振济委员会与社会部在社会救济职能上的分工，前者是负责临时性的灾害救济，而后者则负责一般性的日常救济。

政府的目标仅仅是暂时纾解灾区和灾民的紧急危难，在理念上可谓是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2）调整并统一社会救济之行政机构，不分消极、积极，临时、经常，统一规划与实施。

对于遭受战事或天灾及其他非常灾变之灾民难民，流亡在外者，应由政府资助其回籍，或移送人口稀少地区，及配置于各种建设部门，辅导其复业、就业或改业。近代中国以儒家大同与仁政思想为基础，结合西方最新的社会权利理念，通过部分移植欧美社会立法来建构政府主导的现代福利国家。人民之老弱残废、无力生活及受非常灾害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扶助与救济（《中华民国宪法》第155条）[23]（P1116）。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近代中国与19世纪的德国类似，而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迥异，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立法就比较成熟。

[21]（P66） 可以说，至少在规范层面上，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法》已经符合现代福利国家社会立法的基本精神了。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又将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部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作为经常性社会福利事业的主管机关。

如不分时期、地域及事项性质同时举办，想为财力所不许。四、结语 决定现代福利国家建构的关键因素，除了一国现实的财政基础外，还有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官僚体制的动员能力。

[9]（P686-687） （二） 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的复兴与再造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偏偏这一时期水旱灾害频发、战祸连连。与此同时，近代社会立法（包括宪法社会权条款）的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权利理论，使得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在观念上由政府单方面赐予的恩惠转变为人民的法定权利与国家的法定责任。

国民政府社会部很快完成了《社会救济法》草案初稿的拟定工作，并于1943年2月呈请行政院审核。但是就近代中国的现实而言，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判断实在是盲目乐观了。它根源于社会的基本需要，乃是课予国家义务，来照顾社会经济中的弱者，期能达到所有阶级均有社会经济之基本满足，来为和平之共同生活[7]（P236）。故于第七条增加‘视实际需要及地方经济状况次第举办等字样，俾留伸缩而便适应[18]（P21-22）。

社会贫困在德意志邦联的大部分成员国蔓延，这段时期甚至被标记为贫困年代[12]（P1-4）。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福利权的宪法化也是社会立法发达的结果，近代中国和德国都是如此。

（《社会救济法》第20条）国民政府社会部在提交行政院审查《社会救济法》草案及其原则的解释呈文中，对社会救济范围最大化的理念有明确的阐释：除贫穷老弱残疾之救济外，他如孕妇婴儿之保护、幼童之教养、生理缺陷者之救济、劳动者之救助，乃至房屋租赁、经济合作、家庭消费与夫国民生活上之需要，苟有待于救济，无不并顾兼筹。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成熟老练、中央集权，以及官僚制度的稳定，这一点更能够解释那些周详且制度化的抗灾程序的存在。

本来作为私领域的救济、施舍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慈善由基于宗教道德理由的私人行为变成国家政权管制与推动的公共事业。德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为社会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社会本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德国身份认同的一个部分[14]（P34-35）。